第963章 反制技术建议（1 / 2）

卷首语

电磁通信的兴起，让信息安全陷入 “看不见的对抗”—— 从电缆中的窃听信号到空中的截获电波，每一次通信技术的进步，都伴随着反制技术的革新。1972 年前后，伪装信号、电磁屏蔽与频道干扰构成的反制体系，是技术员们应对窃听威胁的智慧结晶。小张的信号模拟、大刘的屏蔽设计、老赵的干扰方案，如同电波中的 “隐形屏障”，在电磁空间里筑起安全防线，也为后续电磁防护技术奠定了实践基础。

1960 年代初，有线通信仍是重要信息传输方式，但电缆窃听风险逐渐显现 —— 部分工厂与科研机构的电缆被第三方非法接入，导致技术数据泄露。当时负责通信维护的技术员老赵，首次意识到 “被动防护” 的局限性：传统的电缆埋地处理，无法阻止专业设备的信号感应窃听，必须研发主动反制手段。

老赵带领团队展开调研，发现窃听设备主要通过感应电缆中的电流信号获取信息，核心弱点是 “只能识别特定频率的信号”。基于这一发现，他提出 “信号混淆” 的初步思路：在电缆中注入低强度的干扰信号，让窃听设备无法分辨真实信息与干扰信号。刚入职的技术员小张，主动承担起干扰信号的频率测试工作。

小张在实验室里搭建模拟环境，将不同频率的干扰信号注入测试电缆，再用窃听设备接收。经过数十次尝试，他发现当干扰信号频率与真实信号频率接近但存在微小差异时，窃听设备的解码成功率会从 80% 降至 15% 以下。这一发现，为后续伪装信号技术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撑。

但问题随之而来：干扰信号过强会影响真实信号传输，过弱则无法起到混淆作用。技术员大刘提出 “动态功率调节” 方案，根据电缆传输的真实信号强度，自动调整干扰信号功率，确保两者比例稳定。他们在车间的电缆线路上进行试点，成功在不影响正常通信的前提下，降低了窃听风险。

这次早期实践，虽未形成完整方案，却让团队明确了 “针对性干扰” 的核心逻辑 —— 围绕敌方窃听设备的频率特性设计反制手段，也为 1972 年结合苏联电缆窃听事件优化反制思路埋下伏笔。

1965 年，无线通信开始普及，空中电波的截获成为新威胁。某科研单位的无线指令被第三方截获，导致实验数据泄露。老赵团队接到任务后，意识到反制技术需从 “有线防护” 转向 “无线 + 有线” 的双重防护，伪装信号发射技术的研发被提上日程。

小张负责伪装信号的模拟设计 —— 他分析真实无线通信的信号特征，包括频率、调制方式、信号间隔等，再通过信号发生器生成与真实信号高度相似的伪装信号。例如，真实指令信号的频率是 400MHz、调制方式为调频，伪装信号就采用 399.8-400.2MHz 的频率范围，同样使用调频方式，让截获方难以区分。

大刘则专注于伪装信号的发射时机控制。他设计了 “随机间隙发射” 装置：真实信号发射前 10 秒，先发射 3-5 组伪装信号；真实信号发射期间，每隔 2 秒插入 1 组伪装信号；真实信号结束后，再持续发射伪装信号 30 秒。这种 “前后覆盖 + 中间穿插” 的模式，大幅增加了截获方的信号筛选难度。

团队在野外进行测试：小张操作信号发生器发射真实指令与伪装信号，大刘用截获设备模拟敌方接收。结果显示，截获设备共收到 28 组信号，仅 3 组为真实指令，其余均为伪装信号，且真实指令被伪装信号包裹，难以单独提取。这次测试，验证了伪装信号发射技术的有效性。

但此时的伪装信号仍存在 “频率固定” 的缺陷 —— 若敌方掌握伪装信号的频率范围，仍可通过滤波技术筛选。老赵提出 “频率跳变” 改进方向，为 1972 年反制方案的优化留下了技术空间。

1968 年，国际上出现苏联电缆窃听事件的技术报道（非政治层面的技术分析），事件中敌方通过在电缆接头处安装微型窃听器，直接获取电缆传输的原始信号，传统的信号混淆手段难以应对。老赵团队从这一事件中得到启发，意识到 “物理防护 + 信号反制” 结合的重要性。

老赵组织团队分析事件中的窃听手法：微型窃听器体积仅指甲大小，可嵌入电缆接头的绝缘层，通过感应电流获取信号，且不易被常规检测发现。针对这一特点，他提出 “电缆接头电磁屏蔽” 方案，由大刘负责具体设计。

大刘查阅大量电磁屏蔽资料，最终确定用 “双层金属网 + 导电胶” 构建屏蔽结构：内层采用铜制金属网包裹接头，外层用铝制金属壳覆盖，两层之间涂抹导电胶，确保电磁密封。这种结构可将外部电磁干扰隔绝 90% 以上，同时阻止接头处的信号外泄。

小张则开发了 “屏蔽效果检测工具”—— 一款便携式电磁检测仪，可测量电缆接头处的电磁泄漏强度。在某工厂的电缆改造中，小张用检测仪发现一处接头的电磁泄漏超标，拆开后发现导电胶涂抹不均，重新处理后泄漏强度降至安全标准以下。

这次基于外部事件的技术借鉴，让团队的反制思路从 “信号干扰” 拓展到 “物理屏蔽 + 信号干扰” 的协同模式，为 1972 年完整反制方案的形成积累了关键技术模块。

1970 年，随着敌方通信截获技术的升级，单一的伪装信号或电磁屏蔽已无法满足安全需求。老赵团队接到任务，开始研发 “多维度反制体系”，整合伪装信号发射、电磁屏蔽与频道干扰三大技术，小张与大刘分别负责不同模块的优化。

小张对伪装信号技术进行升级，加入 “动态频率跳变” 功能：伪装信号的频率不再固定在某个范围，而是根据真实信号的频率变化实时调整，跳变间隔从 1 秒缩短至 0.5 秒。他在信号发生器中加入频率跟踪模块，确保伪装信号始终与真实信号保持 “频率同步但相位偏移”，进一步增加截获方的解码难度。

大刘则优化电磁屏蔽方案，针对移动设备（如便携式电台）开发 “柔性屏蔽套”。屏蔽套采用镍铜合金纤维编织而成，厚度仅 1 毫米，可包裹电台机身，同时不影响设备操作。测试显示，佩戴屏蔽套后，电台的电磁泄漏强度从 50dBμV/ 降至 10dBμV/ 以下，达到当时的最高防护标准。

老赵则主导频道干扰模块的设计，提出 “针对性频率压制” 思路：通过监测敌方常用的通信频道，在该频道上发射低功率的噪声信号，压制敌方的截获设备。他带领团队整理出当时常见的 20 个敌方通信频率，作为干扰重点。

三者协同测试中，小张的伪装信号、大刘的屏蔽套与老赵的频道干扰配合，使敌方截获设备的有效信息获取率从原来的 60% 降至 5% 以下。这次测试成功，标志着多维度反制体系的初步成型，为 1972 年技术建议的提出奠定了基础。

1972 年初，基于前几年的技术积累与实践经验，老赵团队正式开始 “1972 反制技术建议” 的方案设计。方案核心围绕 “应对电缆窃听与无线截获”，整合伪装信号发射、电磁屏蔽与针对性频道干扰，小张、大刘全程参与细节优化。

在伪装信号发射模块，小张提出 “分层模拟” 方案：将伪装信号分为 “基础层” 与 “动态层”。基础层是与真实信号频率、调制方式一致的固定伪装信号；动态层则根据真实信号的内容变化，实时生成相似的伪随机信号。例如，真实信号传输 “数据 123” 时，动态层会生成 “数据 124”“数据 122” 等相似信号，让截获方无法判断真伪。

电磁屏蔽模块，大刘针对电缆与设备分别设计方案：电缆部分采用 “三层屏蔽”（内铜网、中铝箔、外金属管），并在每隔 100 米处设置接地装置，增强屏蔽效果；设备部分则开发 “屏蔽机柜”，机柜内壁铺设电磁吸波材料，可吸收设备产生的电磁辐射，避免信号外泄。某研究所使用该方案后，电缆窃听风险降低 95% 以上。

针对性频道干扰模块，老赵引入 “智能监测 + 自动干扰” 机制：由小张开发的监测设备实时扫描周边电磁环境，识别敌方通信频道后，自动触发干扰模块，在该频道发射与敌方信号调制方式一致的噪声信号。干扰功率可根据敌方信号强度自动调整，确保压制效果的同时，不影响己方其他频道通信。

方案初稿完成后，团队在野外进行为期 1 个月的验证测试：模拟敌方电缆窃听与无线截获场景，启用反制方案后，敌方仅获取 3% 的有效信息，且无一次成功解码关键指令。测试结果证明，方案具备实战应用价值。

1972 年中期，方案进入细节优化阶段，针对测试中发现的问题，小张、大刘与老赵逐一调整。其中，“屏蔽与通信兼容” 问题最为突出 —— 过强的电磁屏蔽会影响己方设备的信号接收，需在防护与通信效率间找到平衡。